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紀檢部門大力反腐，極大地震懾了不端官員，弘揚了廉政風氣，振奮了人心民意，同時，也引發(fā)出一些新的問題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在一些地方，基層國家公務員為了少犯錯誤，避免影響政治前程，畏難怕事，消極懈怠。在中國經濟形勢微妙，需要公務員奮發(fā)有為的關鍵時刻，身在其位卻不謀其政，直接或間接拖累了地方發(fā)展，因而招致廣泛的批評。

　　公務員懈怠表面上是明哲保身，骨子里則源于對自身隱性利益受損的不滿。長期以來，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國家規(guī)定的工資待遇之外，還增設名目繁多的津貼、補助、實物福利等，即使沒有直接貪污受賄，也能多吃多占。所有這些性質曖昧的收入，積少成多，不但增加了公務員的實際收入，也抬高了社會對公務員職位含金量的期望?！鞍隧椧?guī)定”頒布之后，許多隱性收入或者不敢再發(fā)，或者大幅縮水，一時間許多公務員的收入水平確實明顯下降。懾于中央要求之嚴明，基層公務員不敢公開抱怨，轉而采取“消極合作”的態(tài)度，通過降低工作成效，表達內心不滿，隱隱然還有施壓于中央之意。

　　基層公務員如此行事，固然反映出其政治素質有限，忘記了“執(zhí)政為民”的宗旨，但反過來也引出一個問題：公務員廉政勤政的內在動力到底何在？如能完全依靠政治覺悟的驅動，當然最好，但畢竟公務員也是人，需要養(yǎng)家活口，年輕人也需要存錢買房，政治覺悟之外，一份體面的收入同樣必不可少。如果說，近兩年大學畢業(yè)生擠破頭一樣參加國考、公考的情況已有明顯改變，原因就在于公務員實際收入的下降，那么是否應該通過增加陽光工資，杜絕隱性收入，來確保公務員職位的吸引力和各級官員的工作積極性？

　　自古以來，中國的政治文化始終要求官員廉潔勤政，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漢朝選拔官員稱為“舉孝廉”，后世實行科舉制，考取功名后能否得到任命，也要看個人口碑，比如，在家是否孝順父母，在“鄉(xiāng)紳自治”中是否處事公道，等等。傳統(tǒng)政治雖然弊端叢生，但廉潔方正的清官不絕于史，也是事實。這足以說明中國社會具有“廉潔文化”的基因。令人難以接受的是，但凡講到清官，往往形容為“兩袖清風”：古人用袖管當口袋，錢放得多了，袖子下垂，飄不起來，而清官沒錢，袖管空空，隨風飛揚。有些清官死后甚至只有一襲草席裹身，令人唏噓。

　　因為俸祿不夠養(yǎng)家，更不足以支付幕僚等開支，所以，朝廷在堅持“低薪養(yǎng)廉”的同時，對各級官員“打擦邊球”私下?lián)迫『锰?，大多眼開眼閉，結果導致各種“陋規(guī)”層出不窮，明的財政開支省下了，暗的國家歲入被分流了，更壞的是民眾的福利受到嚴重擠壓，官員的品行節(jié)操也蕩然無存。而且越是官員中飽私囊，朝廷越是覺得必須實行低俸祿，結果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。

　　就中國政府承擔大量公共責任，公務員執(zhí)掌巨大權力，其構成大多又是社會精英而言，如果公務員實際收入水平偏低，既難以維持隊伍的穩(wěn)定，也難以確保個人的積極性，還會因管理困難而帶來成本增加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加強廉政建設不是為了降低公務員的實際收入，而是為了讓收入變得更陽光，更能得到公眾的認可。就此而論，一些專家提出為基層公務員加工資，媒體上也不時傳出國家將要出臺相關文件的消息，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

　　問題在于，今日中國公務員稱得上“人滿為患”，如果一起加工資，只怕公共財政更成其為“吃飯財政”。何況大部分工薪階層付出不比公務員少甚至更多，收入還不如公務員多，更不如公務員穩(wěn)定。所以，公務員加工資必須同“精兵簡政”結合在一起：把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人數減下來，職務責任和工作強度提上去，然后才能既讓財政承受得起，又讓公眾接受得了。

　　為了避免歷次“精兵簡政”流于形式的宿命，政府必須真正轉變職能和職能履行方式，減輕實際承擔的公共責任，盡可能將“凡是市場或社會能辦的，就交給市場或社會”。政府管得少了，尋租空間小了，指望“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”，發(fā)不義之財的人就不會蜂擁而至。到那時候，政府機構臃腫的毛病暴露得一清二楚，多余的職位和人員也會自然顯現(xiàn)，清理職責，分流人員，減少編制，壓縮開支，步步推進之后，這省下來的人頭費和辦公經費用于增加留在崗位上的公務員工資，即使金額上還有缺口，社會接受度上肯定會提高不少。

　　所有這一切表明，只要堅持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”的根本方向，長期保持反腐的高壓態(tài)勢，改革政府將成為包括國家公務員在內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所在，這一共識的達成將為全面、深入改革提供寶貴的社會氛圍和心理基礎。